陳獨秀在建黨中“應屬首位”的作用
發(fā)布時間：2008-07-22 09:10:00 訪問次數(shù): 陳璞平 信息來源：《學習時報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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長期以來，官方和學術(shù)界對陳獨秀在建黨中的作用，基本上是貶大于褒。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，對他在建黨時期的功績開始較多地給予肯定。1995年，肖克將軍首次明確提出：“南陳北李，是合乎歷史事實的定論。但陳獨秀應屬首位?！边@是尊重歷史的中肯評價。本文主要從三個方面論證陳獨秀在中共創(chuàng)建過程中“應屬首位”的主要作用。
一、 以《新青年》為陣地，完成了思想上、干部上的建黨準備
陳獨秀1915年創(chuàng)辦《新青年》，高舉民主與科學兩面大旗，掀起了一場震撼中國近代歷史的新文化運動，極大地促進了國人的覺醒和思想上的解放。十月革命之后，他又將《新青年》轉(zhuǎn)變?yōu)楣_傳播馬克思主義的陣地，造就了一批職業(yè)革命家。中共早期的革命領袖和骨干，幾乎無一不是受到《新青年》的感召而走上中國革命道路的。
1916年11月，讀者顧克剛給陳獨秀來信稱“今春一讀大作，如當頭一棒喝，恍然大悟青年之價值”，“連續(xù)購讀，如病者之吸收新鮮空氣，必將濁氣吐出”。北大中文系學生楊振聲說：“《新青年》象春雷初動一般，……驚醒了整個時代的青年。”羅亦農(nóng)因受《新青年》的影響，17歲時，“一個人跑到了上海去找陳獨秀”，“在陳獨秀的幫助下，在一個小報館當校對，‘邊工邊讀’”。巴金早年深受《新青年》影響，給陳獨秀寫信決心“獻身于追求一個自由平等的社會”。但由于沒有得到陳獨秀的回信，因此失之交臂，否則“巴金的人生肯定會是另外一條路，以他火一樣的秉性，可能早就犧牲沙場了”。1920年9月出版的《勞動界》刊出工人來信，高度贊揚陳獨秀，稱他為“我們工人的喉舌，救我們工人的明星”。許多黨的著名領導人當年都是在陳獨秀的影響下走上革命道路的。1917年，正在陸軍預備學校學習的葉挺在寫給陳獨秀的信中說：“吾輩青年，坐沈沈黑暗中，一紙無良，不絕如縷……丞待足下明燈指迷者，當大有人在也”，“足下不棄，辱而訓之，甚盼甚盼”。其渴望求教之心，躍然紙上。周恩來在東渡日本留學時，曾稱“《新青年》對他產(chǎn)生了巨大的影響”。他在日記中寫道：“這幾天連著把三卷的《新青年》仔細看了一遍，才知道我從前在國內(nèi)所想的全是太差，毫無一事可以做標準的”，“我愿意自今以后，為我的‘思想’、‘學問’、‘事業(yè)’去開一個新紀元才好呢”。朱德在同史沫特萊的談話中，談及他讀《新青年》后的感受時說：“恰如一個人遇到一次終身難遇，可能改變他全部生涯的機會?！?927年2月，瞿秋白在其文集《自序》中說：“我們的前輩陳獨秀同志”，“是中國第一批的馬克思主義者”。“秋白是馬克思主義的小學生，從一九二三年回國之后一直到一九二六年十月間病倒為止，一直在陳獨秀同志指導之下”。
陳獨秀對毛澤東的影響更大。早在1917年9月，毛澤東在與蔡和森等人的一次夜談中就高度評價陳獨秀，他說：“沖決一切現(xiàn)象之羅網(wǎng)，發(fā)展其理想之世界，行之以身，著之以書，以真理為歸，真理所在，毫不旁顧。前之譚嗣同，今之陳獨秀，其人者魄力雄大，誠非今日俗學可比擬”。1919年，陳獨秀被捕后，毛澤東在《湘江評論》創(chuàng)刊號上發(fā)表重要文章《陳獨秀之被捕及營救》，高呼：“我視陳君萬歲！我祝陳君至高的精神萬歲！”淋漓盡致地表達了他對陳獨秀的崇敬之情。后來毛澤東在延安同斯諾的談話中，多次稱“他對我的影響也許超過其他任何人”。直到中共“七大”時，毛澤東依舊坦誠地說，“他是五四運動時期的總司令，整個運動實際上是他領導的。他與周圍的一群人，如李大釗同志等，是起了大作用的。我們是他們那一代的學生。五四運動替中國共產(chǎn)黨人準備了干部?！痹谶@里，毛澤東直接把陳獨秀稱為“總司令”，李大釗則是他“周圍的人”，而毛澤東和其他中共領袖們僅僅是“他們那一代的學生”。這不是毛澤東自謙，而是反映了歷史實際?？梢哉f，正是在陳獨秀及《新青年》的培育和影響下，一代無產(chǎn)階級革命家隊伍迅速成長，為中共的成立在思想上和干部上作好了準備。
二、積極傳播馬克思主義，完成了理論上的建黨準備
陳獨秀萌發(fā)建黨思想，主要來自兩個方面：一是國內(nèi)政治的日益腐敗，使他經(jīng)歷了由厭惡到創(chuàng)建政黨的心路歷程；二是俄國十月革命的成功，為他創(chuàng)建馬克思主義政黨奠定了思想和理論的基礎。兩個因素相互作用，最終促使他一開始就將中共建立在馬克思列寧主義基礎上。
辛亥革命確立的民主共和政體，使中國歷史上首次出現(xiàn)了政黨林立的局面。但不久，袁世凱利用黨爭實現(xiàn)了登基復辟，這使陳獨秀早年對黨派產(chǎn)生了很深的厭惡心理，年輕時雖然積極參加反滿革命活動，但拒絕參加任何黨派，他甚至斷言，“政黨政治，不適用于今日之中國也”。俄國十月革命的爆發(fā)，使他逐漸認識到進步政黨可以起到刷新政治，推動社會進步和國家新生之積極作用?！吧鐣袌苑肿樱瑧撏ι沓鲱^，組織有政見的有良心的依賴國民為后援的政黨，來掃蕩無良心的無政見的依賴特殊勢力為后援的狗黨?！倍爸挥幸怨伯a(chǎn)黨代替（有產(chǎn)階級）政黨，才有改造政治的希望”。五四運動后，他的政治覺悟進一步提高，開始借鑒俄國布爾什維克黨的建黨經(jīng)驗，寫下了大量的文章、短譯、通信，為建立中國的無產(chǎn)階級政黨進行必要的理論準備。
關(guān)于黨的性質(zhì)。陳獨秀認為，只有建立布爾什維克式的無產(chǎn)階級政黨，才能領導廣大民眾挽救中國，實現(xiàn)全人類的解放。他說：“要組織一個革命的無產(chǎn)階級的政黨——共產(chǎn)黨。共產(chǎn)黨將要引導革命的無產(chǎn)階級去向資本家斗爭，并要從資本家手里獲取權(quán)利……正如一九一七年俄國共產(chǎn)黨所做的那樣。”
關(guān)于黨的指導思想。陳獨秀指出：“我們士大夫階層斷然是沒有革命希望的”，需要靠廣大的工農(nóng)勞動大眾，“所以有輸入馬格斯（馬克思）社會主義的需要”。他認定“中國底改造與存在，既不采取工團主義、無政府主義、行會社會主義，也非民主社會主義，而是共產(chǎn)主義即真正的馬格斯主義”。
關(guān)于黨的綱領。陳獨秀認為，“作為共產(chǎn)黨首先要信仰馬克思主義，其次是發(fā)動工人，組織工人，武裝工人，推翻資產(chǎn)階級政權(quán)，消滅剝削階級，建立無產(chǎn)階級專政”。1920年11月，他在為上海建立的共產(chǎn)黨組織制定的《中國共產(chǎn)黨宣言》中，特別強調(diào)：“一切生產(chǎn)工具都歸勞動生產(chǎn)者所有，一切權(quán)都歸勞動者執(zhí)掌”，“這就是中國共產(chǎn)黨人的信條”。
關(guān)于黨的組織原則。陳獨秀指出，新建的中共必須貫徹實行馬克思主義所倡導的、為俄國共產(chǎn)黨所推行的民主集中制原則，認為“這種組織形式已由俄國共產(chǎn)黨證明其妥善”。
關(guān)于黨的策略和手段。陳獨秀明確提出，要實現(xiàn)黨的奮斗目標，“我們只有用階級斗爭的手段，打倒一切資本階級，從他們手中搶奪來政權(quán)；并且用勞動專政的制度，擁護勞動者底政權(quán)，建設勞動者的國家以至于無國家，使資本階級永遠不至發(fā)生”。
陳獨秀的建黨思想和理論，對當時先進分子的思想轉(zhuǎn)變產(chǎn)生了重要影響，有力地推動了他們走上馬克思主義道路，為中共“一大”通過的黨綱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礎，直接推動了各地早期中共組織的建立和中國共產(chǎn)黨的正式誕生。
三、親自創(chuàng)建黨的早期組織，完成了組織上的建黨準備
1920年初，陳獨秀離京赴津，途中與李大釗相約在北京和上海建黨。4月，共產(chǎn)國際代表維金斯基為推動成立共產(chǎn)黨的使命來到中國，在上海會見陳獨秀，兩人“一見如故”，對中國革命問題取得了基本一致的看法。此后，陳獨秀開始了有組織地籌建中國共產(chǎn)黨的準備工作。
1920年5月，陳獨秀秘密挑頭組織了上海馬克思主義研究會。關(guān)于黨的名稱，陳獨秀征求李大釗的意見，李大釗復信說，共產(chǎn)國際的意思是“就叫共產(chǎn)黨”。6月，“陳獨秀、俞秀松、李漢俊、施存統(tǒng)、陳公培五人開會，籌備成立共產(chǎn)黨，選陳獨秀為書記”，并起草了黨綱十余條，明確指出“用勞農(nóng)專政和生產(chǎn)合作為革命手段”。7月19日，陳獨秀等人再次召集籌備會，提出“研究馬克思主義現(xiàn)在已經(jīng)不是最主要的工作，現(xiàn)在最需要立即組織一個中國共產(chǎn)黨”。8月，陳獨秀在上海正式成立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共產(chǎn)黨組織。李達在自傳中回憶：“首次決議推陳獨秀擔任書記”，并“函約各地社會主義分子組織支部”。上海共產(chǎn)黨實際上是全國各地建黨的領導核心，在當時起了臨時中央的作用。上海共產(chǎn)黨建立后，陳獨秀“認為首先應在各重要地點組成若干中國共產(chǎn)黨的小組”。于是，他以極大的熱情和精力，將全國各地的風云人物和激進青年聯(lián)絡起來，為中共在全國范圍內(nèi)發(fā)展組織作了切實的準備。
1920年8月底，五四運動學生領袖張國燾由滬返京，陳獨秀委托他將上海建黨情況轉(zhuǎn)告李大釗，希望“從速在北方發(fā)動”，李大釗對此“略經(jīng)考慮，即無保留的表示贊成”。10月，在原馬克思主義研究會的基礎上，李大釗、張申府、張國燾三人成立了中共北京支部，李大釗為書記。1920年初，陳獨秀去武漢講學期間，結(jié)識了失業(yè)工人鄭凱卿和時任《漢口新聞》報記者的北大學生包惠僧，對他們宣傳革命道理。1920年秋，劉伯垂被陳獨秀介紹入黨，并派回武漢籌建黨組織。與此同時，他又派李漢俊到武漢，找到昔日留日同學董必武，請他幫助共同建黨。是年秋，包惠僧、劉伯垂、董必武、陳譚秋、鄭凱卿等人成立中共武漢支部，并“推定包惠僧為臨時支部書記”。1920年春夏之交，毛澤東從北京到上海，與陳獨秀多次交談。回湖南后，陳獨秀給毛澤東寄來《共產(chǎn)黨》月刊和社會主義青年團章程，委托他在長沙建黨。11月，中共湖南支部成立，毛澤東任書記。上海發(fā)起組成立之后，陳獨秀曾寫信給他的朋友——濟南齊魯書社負責人王樂平。王樂平比較開明，但無意建黨，就將此事委托給濟南第一師范學生王盡美和濟南一中學生鄧恩銘。1921年初，王盡美、鄧恩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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